2017年9月9日星期六

以色列的启示:从中国股市看与国际接轨的盲目性

以色列的启示:从中国股市看与国际接轨的盲目性

  旅居新加坡学者董玉振

(注:该文最早写于2015年8月前。当时有感于股市的剧烈震荡对社会的巨大伤害对国家金融创新产生警觉,随写成此文。这是一篇完全不涉及政治,是个纯粹的经济课题,但奇怪的是被新浪博客删除,甚至连垃圾箱或秘密文档中都找不到,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真是咄咄怪事。感谢热心网友将该文转载至强国论坛等多个网站,使得该文得以保留下来。该文出来后,当时有几位工商界朋友都私下向我表达了对该文内容的肯定。本次刊载于此时有所调整)


目录

引子(新加内容)
一、金融业方向与国家战略目标相背
二、金融业反常高收入的危害
三、融资融券和此次股市暴跌
四、来自以色列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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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最近清华大学副校长、著名归国学者施一公教授对清华优秀学生都硕士报考经管和金融表示不以为然,对此我给予高度支持和认同,不由得让我想起2015年股灾后所写的这篇反思文章,和施校长的观点有高度重合。黄奇帆市长后来在一个讲话中也表达了对金融创新过度的担忧。看来这一观点并不孤立。

  
一、金融业方向与国家战略目标相背

  最近的股市大震荡,引起了包括阴谋论在内的各种讨论。这次事件也激发笔者对最近两年关于中国金融业一些问题的思考。

  中国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材是完全照抄欧美课本的情况下,培养了一代代经济学人,这在改革开放以来带给我国向发达国家学习和与国际接轨的便利,但当中国已经逐渐进入到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时,对欧美经济和金融管理模式的照搬照抄,对华尔街的盲目崇拜,已经在把国家带向与我国的战略目标相违背的方向。即便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也没有让中国相关学者和监管结构猛醒,媒体和学者还在大谈金融工程的伟大技术创新。

  金融市场的本质职能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毕竟,只有实体经济才能为人类的各种需要提供服务。但经过西方银行家们一个世纪的努力,金融市场已经越来越远地脱离这一本质职能,通过各种复杂交易而将金融市场发展成为靠实体经济滋养(并不时从实体经济吸血)的虚拟经济体。通过远高于其它行业的收入而将优秀的人才从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吸引过来,成为导致美国经济空心化的因素之一。通过金融市场的财富运作能力,对社会总财富进行了有利于金融界的再分配,对国家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形成争夺;美联储几万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资金的去向主要是金融业就是个明显的例证。

  当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职能已经大幅度弱化时,它对经济体的伤害是在所难免的。这已经被证明了的惨痛教训,在我国金融业改革中,被当作金融工程的技术创新大力引进已经并将继续危害我国建设“制造强国”与“中国智造”的战略目标。


  二、金融业反常高收入的危害

  一个社会各个行业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是调节人力资源分配的驱动力。

  四年前笔者曾结识一位来自证券公司投行部门的经济学女博士,她刚毕业三年,年收入接近百万。从她口中得知,他们投行部门一半左右的人年收入过50万以上。而研究部门高收入比例更高。她提供的这个信息并不让笔者奇怪。中国对华尔街不分青红皂白的拷贝中,金融界高薪也是其中一环。华尔街的高收入吸引了麻省理工的物理学博士、哈佛的数学精英纷纷加入,使得进入金融业成为美国才子们理想的职业选择。可以说,当一个国家年轻人的就业理想是做公务员时,这个国家的官僚特权、贪污腐化必然非常严重;当一个国家的才俊最理想职业选择是金融业时,实体经济的衰萎也将是必然趋势。美国大学理工科专业毕业生越来越高比例是外国人时,美国科技发展的前景和实体经济的复兴就没有令人乐观的理由。

  这个苗头也开始在中国出现。我接触过不少富有的朋友,他们孩子的首要大学专业选择都是金融学。一些清华理工科毕业的本科生报考金融学硕士。笔者无意质疑金融业对我国未来的重要性,但是,我们有必要回答国家对金融业的定位是否要聚集全国的精英和国民财富打造一个华尔街式庞大的虚拟经济体,还是专注于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职能定位。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生对社会的价值是否不如中央财经大学的毕业生?哈工大的毕业生是否不如东北财经大学的校友更令人尊重?国家未来的战略方向选择将会影响到年轻人的就学和职业选择,收入和社会地位是敏感的风向标。毫无疑问,目前的风向标是令人担忧的。

  就我个人的经历可以断言,理工科思维对人的锻炼,足以让一位理工科毕业生轻松跨行从事金融工作,但经济和金融专业的智囊们要把脉一个国家的高科技制造业发展,基本是盲人摸象; 过去几年中国这种壮观的“摸象”现象正在不断上演。请相信,我无意贬低财经类人才培养对国家的重要性,只是希望对过于重金融财经的现状有所调整和警惕。实际上,没有国家实体经济的发展,绝大多数财经类人才将成为受害者,只是成就少数幸运儿而已。


  三、融资融券和此次股市暴跌

  在我国过去几年的金融创新中,对股票市场影响至深,并在笔者看来是直接导致此次股市暴跌的融资融券制度,就是一个必须检讨的大跃进式的政策错误。英国《金融时报》在2012年1月发表的文章《分析:中国加速资本市场发展》中开头就提到:正当其它国家忙于应对做空股票的负面影响之际,中国最近却尝试允许基金经理做空股票。

  融资融券是国际金融市场上非常普遍的一种投资模式。这种模式被学者和监管当局普遍认为具有发现价格职能,并提高投资活跃度。借助这一制度,证券行可以赚更多佣金,国家可以赚更多税收,是金融业利益最大化的改革举措,但对国家长远利益有饮鸩止渴之效;至于发现价格的功能,是金融投资界骗取立法机构和政府监管部门的把戏而已,就如同法国国债被几家私人银行蒙骗下而不再向央行直接购买,转而通过这几个骗子才能取得央行资金一样,骗了法国人民几千亿欧元的财富。美国包括花旗在内的几家私人银行成功欺骗国会而成立私人的美联储。中国从三大行兴奋地奔赴华尔街上市而低价销售股份引进所谓战略投资者,进而让我国损失万亿元人民币资产的那一天开始,中国政府官员被所谓金融精英哄骗就已经开始,而且随着每年股息支付而流出的外汇早就远超过上市集资的金额。至于我国大银行引进竞争对手作为战略合作伙伴更是天真无比的举措,和老母鸡邀请黄鼠狼合伙做生意一样让人瞠目。

  在这个制度发明并全面应用的同时,标志着金融市场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原始目标已经偏离,进而导致了一个远离经济现实,对经济体没有实际财富贡献,但却让专业投资机构赚取巨额利润时代的来临。这个时代对于广大的散户来说,是高风险投资的开始。在这样的机制下,给实体经济优质服务已经不再是金融机构首要利益所在,甚至出现相反的结果:炒作唱空融资实体反而为金融机构通过卖空获利提供了方便。这种靠唱衰上市公司再反手卖空的投资机构在国际上已经不是少数。甚至已经造就百亿美元规模的专业化卖空投资机构。

  中国政府应该避免所有的都与国际一流攀比的心态,比如股市每天交易量,就是除了政府能抽点税,对国家没有实际好处的虚假繁荣,在上证和深证交易额上,甘做第二又如何?实体经济才是国之根本。就拿美国发达的金融业来说,一旦爆发战争或重大经济危机或国内暴乱,美国股市价值会瞬间蒸发,但农田里的拖拉机和工厂里的机床才能以真正的财富而生存下来。"911"事件让美国物质财富损失几十亿美元,但却让虚拟经济财产立即缩水几万亿美元,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根据一些操盘手的经验分享:卖空股票的风险很高,但是其获利空间更大,速度更快。正常情况下,股票升值的速度是渐进的,和缓的,上两步退一步。但某只股票的下跌经常是断崖式的。但面对这样的断崖式下跌带来的卖空良机,一般散户根本不擅长操作,甚至来不及清仓。在没有借票卖空的制度时,投资机构的卖空获利是通过看空期指来实现;在此情况下,如果投资机构试图操纵期指,则他必须预先买进(而不是融券)一些重量级指数成份股,在突然抛出这些股票下砸期指时,股票本身有可能是赔钱的,他们同过期指卖空盘来获取利差。毫无疑问,这样的操作具有较高的风险,股票本身可能赔钱也减损了他们看空期指的获利空间。

  但对于有借票卖空机制如中国上证和深证股市来说,面对远不成熟而又渴望一夜暴富的亿万股民(股票下跌时只会发呆,股票上涨时极其贪婪为其主要特征),贪婪的投资机构如果忽略掉借助于期指和股市借票卖空来双重获利的发财良机,那才是令人奇怪的呢。

  尤其是,中国股市规模之大,已经很难对个别机构的这种合法的操作进行监控和采取法律行动。尤其期指交易可以有国内交易,也有离岸期指交易,比如芝加哥推出的中国期指期货,中国证监会根本无从了解交易详情。中国本土投资机构在利益的驱使下配合国际大行内外联手操作,中国证监会要对该本土机构取证也面临困难,因为这种交易是在制度下允许的。

  中国股市的政策市特征,在这次的暴涨中再次体现出来。中国民众对政府推高股市的信号是很敏感的。这种不健康的暴涨并不属于正常投资范畴,本益比逼近100者有之。股市的这种不健康暴涨必然迎来获利套现的浪潮,而借票卖空机制则为把股市推向断崖式暴跌获利创造了条件。不得不说,这次中央在推高股市方面是缺乏深虑的。而更大的失策是过早地推出了融资融券的机制,为国内外金融大鳄对广大散户的剪羊毛创造了制度性渠道。这次的股市大跌根本不需要大投资机构策划什么阴谋,即使光明正大的操作,也足以让急速膨胀的股市急剧冷却。

  为避免中国股民利益和实体经济被押上赌桌,当前急需要做的就是立即永久性停止融资融券制度,并强制要求卖空盘限定时间内平仓,借此拉抬股市而适当减少散户的损失。

  融资是在人为制造股市泡沫,融券则是在人为制造股市以强欺弱的剪羊毛机制。当年日本股市、房地产下跌,给国际投行提供了蚕食日本人多年财富积累的机会。随着中国的金融开放,人民币兑换越来越便利,借票卖空制度将输掉我国民众多年的财富积累。

  当然,至于30年之后当中国金融市场和人民投资意识达较成熟境界时,是否有必要推出融资融券制度,笔者就很难断言了。但当前的残酷金融制度决定了,除非做长期价值投资的打算,我劝中国的散户投资者远离股市,而且永远不要试图借用融资融券的工具,否则,下个破产的可能就是您。

  总之,借票卖空制度加重了股市的赌博和邪恶成分,也使得股市成为一个真正的合法赌场。当然,如果中国政府手段足够高明,用这个制度并借助于期指,来猎杀那些不友善的基金和投行,倒是个不错的机制,但对散户就未免太残酷了。而且中国的基金和投行也难以避免和国外资本大鳄合作的可能性,中国政府也未必敢玩。就拿这次股市的大起大落,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在资本市场驾驭上显然缺少些经验,我倒是希望能从这次失败的他娘那里拜到未来成功的魔法。其实,中国如果不准备取消融资融券,就应该随时准备介入的准备,介入的方式不外乎行政和资金,行政手段比如:股市出现剧跌,可以随时祭出停止卖空,限时补仓,如果不能补仓者,交易所会冻结账户,并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择机买进。固然,这会引起人们对中国金融市场运营预测性的质疑,要避免这一点,只有看中央对内资基金的掌控能力了。随着中国民间资金实力的强大,中国股市未来的重要玩家还是中国人自己,但散户之弱肉被基金之强食鲸吞的问题在融资融券下是肯定加剧的,正如这次股市大波动消灭了数万中产偏上阶层,更有无数的中低阶层,为中国基尼系数的进一步扩大作出了邪恶的贡献。

  央行前几年提出一个池子的理念是很有创意的,但这次似乎池子有点漏水,弄不好会伤到实体经济。中国股民想当然地炒股,也希望能从这次灾难中有所教训。当然,股民的记忆力一般都是奇差无比的。

  四、来自以色列的启示

  正是由于卖空制度对散户投资者的风险,和对实体经济的毫无价值,很多国家是在本国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的成熟度时才逐步地引入借票卖空制度。韩国1996年允许机构借票卖空,很倒霉地撞上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使得经验丰富的大型机构借助于股市和期指联合做空而大赚,散户大赔。新加坡迟至2002年才允许对少数证券行针对指定股票的借票卖空交易。

  当中国的经济学家和金融监管当局大谈金融创新,努力学习华尔街经验时,另外一个敏感的小国进入了笔者的眼帘,那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的科技水平无需赘述,作为一个发达经济体,他的金融市场却异常的保守,无票卖空和融资融券在全球大行其道的今天,以色列禁止股票卖空行为。

  以色列金融业的保守具有巨大的讽刺和象征意义,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的祖国。而当今全球金融界影响力最大的种族势力就是犹太人。甚至可以说,欧洲和华尔街虚拟经济的总设计师们都是犹太人。这个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小国,难道会忽略发展金融市场的机会?尤其是华尔街大行的高管们很多又都是犹太人情况下,适当对以色列金融市场捧捧场,那是再便利不过的事了。这些华尔街的犹太人大鳄们怎么会那么地忘我牺牲,以至于整天琢磨让中国等国家来学习他们伟大的金融创新,而唯独不让自己的祖国以色列来学习他们出神入化的虚拟经济魔法。这其中的逻辑难道还不一清二楚吗?!

  金融市场的本质是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一旦脱离了这个轨道,它就成为一个稍微带点正当味道的超级赌场,它对实体经济将带来危害,并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

  金融创新还是保守些的好。全民炒股绝非国家和民族之福。以色列注重实体经济而不会片面追求金融业利益最大化的做法(德国金融业也属于相对保守型),是值得中国学习的。毕竟,只有积极发展实体经济创新能力的国家,才能走得更稳更好。伦敦金融业的全球影响力和英国工业实力的整体滑坡形成鲜明对照,华尔街的异常繁荣也丝毫无助于美国制造业的回归!这类繁荣不过是牺牲国家长远利益而成就了金丝雀码头和华尔街的一小撮金融精英而已。这也反证了发达的金融业必然助推国家经济实力增长的逻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全文完)

2017年5月28日星期日

只有感恩节被改为赎罪日,才能彰显上帝的荣光!

(该文最初发于博主的新浪博客) 只有感恩节被改为赎罪日,才能彰显上帝的荣光!
(2016-11-24 18:39:26)[编辑][删除]

 


只有感恩节被改为赎罪日,才能彰显上帝的荣光!
 
旅居新加坡学者 董玉振
 
每年的感恩节时,无论是新加坡还是中国港台各地,人们都禁不住庆祝这个日子,这里面有多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一,从字面上看,“感恩”二字确实能够得到公众的认同,尤其是受儒家思想熏陶下成长的炎黄子孙们,很愿意为“感恩”擂鼓呐喊,这是在传递正能量。二,东方人对洋节的持续热情:商业动机参杂其中的推动,使得洋节在东方的热度持续高烧,无论是圣诞节、复活节、西方情人节,还有这个感恩节。至于那些非基督徒过的哪门子圣诞节,反正就是找个乐子,反正从小看电影电视上不都是圣诞节嘛,至于是否有哪个年轻俊美的后生兴趣盎然地过孔子诞辰纪念日,那显然不要指望,因为在当代功利主义时代里,庆孔诞咋庆?让男朋友送本国学的书?太无趣了,不值钱,又读不懂,显然不如去狂欢、要男朋友买个其它有趣的礼物来的有价值,谁有工夫读书去!说不定哪天中国发达了,西方人互相庆祝清明节也未可知。
 
和其它洋节比起来,东方人庆祝感恩节,则似乎显得荒诞不经。
 
16xx年,英国清教徒坐那个“五月花号”来到北美。至于这些清教徒干嘛水上飘泊两个月来北美,当然和早期哥伦布基于商业来到发现新大陆的动机不同,他们是被英国天主教会迫害而不得不寻找一块可以安身立命的净土。要知道,在欧洲一千多年黑暗的中世纪直至文艺复兴之后还持续几百年,基于《圣经》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内部的迫害比ISIS一点不弱,按照现在定义伊斯兰恐怖分子的标准,当时基督教会内部的恐怖主义行为几乎让这个宗教怎么看都像是邪教。当然,本人绝对没有反基督教的意思,我甚至连法轮功都不反,这里只是谈历史。
清教徒是基督教新教改革发展出来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是以法国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的理论为导引。加尔文的理论中强调预选說,即上帝早已预定哪些人可以得救,哪些人会被投入地狱里被烈火烤(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邪恶,种族主义者可以轻而易举地用此作为理论根据。这也是基督教各派别互相贬斥其它门派常有的现象)。这帮清教徒和后来加入的其他欧洲基督教新教移民,用他们的信仰为后来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做了理念的准备。


话说这些逃难的清教徒在北美登陆后,没吃没喝,当地印第安人给他们带来粮食和火鸡,还教会他们种植粮食和饲养火鸡,甚至还引导他们去最容易打到鱼的地方去捕鱼。总之,印第安人以他们的善良和朴实为这些欧洲清教徒站稳脚跟给予关键的帮助,印第安人有大恩于这些清教徒。印第安人自己也有丰收后的感恩庆祝活动,所以,等这些欧洲人在印第安人帮助教导下第一年获得粮食收成后,和印第安人一起庆祝感恩节(现在人们过的感恩节倒是美国的欧洲移民发明的)。当然,他们感恩的对象不同,印第安人感恩他们的“上天”,清教徒感恩耶和华,在基督教信仰里,感恩上帝给了他们粮食,印第安人帮助他们,那也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感恩的对象中就没有印第安人太大的份额,印第安人不过是上帝安排的仆人来帮助清教徒的。正如我让我家的菲佣送份零食给我儿子的玩伴,他自然感谢我,对女佣的感谢就轻淡的多。基督教这个理念在我有限的智慧里是无论如何都理解不了的。我的一个马来西亚同事常一起和我吃中饭,他就说我请他喝咖啡,他要感谢上帝,没有上帝提供的水和地里长出咖啡豆,这杯咖啡就不会有。我开玩笑说,以后的咖啡钱要全由他付了。
这种对“仆人”的轻视使得他们在上帝的名义下对恩人的忘恩负义完全不感到内疚。
  
等欧洲移民站稳脚跟且人数越来越多,他们开始强迫印第安人接受他们的上帝耶和华神,自然有难度,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开始了。经过几百年的残酷杀戮,北美这块土地的原主人印第安人,现在只剩下美国法律下圈定的“保留地”。有人估计,累计被杀戮的印第安人在几千万之多。当时遍布北美的印第安人现在只剩下不到一百万。这和1930年代美国白人可以兴高采烈地欣赏烧死一个黑人男孩有异曲同工之妙。
感恩是做人的基本原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必要条件。但北美的这帮新教徒们在屠杀不信耶和华神的恩人时,是一点不会为印第安人当初的帮助而又恻隐之心的,因为他们屠杀的是不信上帝的异教徒,最多不过是上帝的不合格的仆人,而不是他们必须感恩的恩人。他们只感恩上帝。
 
感恩节对美国的清教徒后代,那是个节日,是他们在新大陆开始新生活的纪念,但对于印第安人和他们被杀戮的千百万先辈,感恩节则是个巨大的伤痛。他们在欧洲人来之前从来没机会阅读农夫与蛇的故事。美国基督教界何时能将现代感恩节改为对印第安人的赎罪日,这个群体才能获得我的真正尊重。
 
对于炎黄子孙们来说,似乎有点更特别的地方。
根据最近几十年的不断考证,尤其在美洲发现的古老文字中居然有和甲骨文一样的文字,这些文字中不少可以被中国的甲骨文学者辨认出来,这成为一个强力的证据:印第安人的先人和中国人(尤其是中国主体民族汉族)具有血缘关系,他们很可能是殷商后期从中国漂泊而来的。如果未来借助于基因技术能更准确证明这一点,那印第安人就不是中国人的远亲了,根本就是中国人的一个支系或堂兄弟。如是,今天炎黄子孙们凑美国感恩节的热闹,就更显得荒诞不经了。
 
中国先贤教导我们要懂得感恩,当然是感恩那个曾经帮助过,爱过你的人。对于上帝、老天爷两口子、玉皇大帝、佛祖等,我们也要感恩,方便时花几毛钱买柱香给他们烧烧,过节时记得给他们摆点好吃的,或双手合十念叨几句。但如果您不对那个帮助过爱过你的人感恩,即便烧尽天下香,阿弥陀佛念破口,“阿门”得多么虔诚,你也不会得到任何的祝福。好好感谢善待那些生活在地球上的上帝的仆人吧!至于上帝,他坐镇天堂,啥也不缺,尊贵无比,还稀罕您那点感恩?您太高看自己了!作一位懂得感恩“仆人”的人,就是对上帝荣光的最好彰显。
炎黄子孙们在先贤教诲下,整体上看是不缺感恩之心的,这已经成为民族文化的基因。这是任何宗教也替代不了的。对此,笔者有完全的文化自信!
我不在乎谁拥有终极真理,我在乎人世间是否讲理。
我不在乎死后去天堂还是地狱,只希望地球人类多一份和谐,少一份杀戮和傲慢。
(董玉振博客感谢分享)

2017年5月12日星期五

又见郝老——写在毛泽东诞辰123周年之际

 
 
又见郝老——写在毛泽东诞辰123周年之际

 旅居新加坡学者 董玉振

 

       近日回京休假,终于了却一个心愿,就是再次登门看望郝盛琦老人家。过去在京短暂停留时,郝老都不在家而难见一面。也难怪,郝老身兼多职,一直热心于国事,积极投身于公共事务,也正因为如此,我过去多年也很少给他老人家打个电话,倒不是自己不懂感恩,而是觉得他老人家故交、老部下众多,每个人都常打电话来请安,也许对他是个安慰,但我更倾向于认为这对92岁高龄的他来说是个负担。所以,自2005年第一次见面,后来我只两次电话请安,但对他老人家的惦念和感恩倒是分秒不曾忘记。

  

      2002年,在网友们的不断鼓励下,我将1998年写成并传播甚广的《为毛泽东辩护——兼谈dxp的历史责任和本来面目》于当年9月9日前写成一本30万字的著作《巨人的背影——为毛泽东辩护及当代中国问题省思》,之后联系出版社不果,香港一个出版社编辑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董博士,我尊敬您的学术能力,但一本正面写毛泽东的书不会有人出版,事实上,海外中文出版界很多人都曾自己或国内亲属在毛泽东时代受到过委屈。”考虑到自己对该书的信心和个人的信仰,被逼无奈创立南洋出版社来自己出版该书,连同编辑出版那本全球第一套双版本完整版《金瓶梅》,在之后的短暂几年里用光了自己的积蓄,验证了新加坡图书界“要破产搞出版”行业咒语。

       另一个挑战是精神层面的,虽然新加坡本地中文电视第八波道,马来西亚《南洋商报》等媒体给予报道,安排演讲不断,但整体上说缺乏该书主要关系方——中国官方高层的哪怕象征性的支持和认可,也曾写信向中宣部申请资助而无果(那时我已经弹尽粮绝,中宣部每年花那么多钱养那么多人没弄出点真正有说服力的东西,我和国内那些拿着工资和福利,用研究经费著述出书的境况是天上地下),自己像是唐吉坷德自不量力地向着庞大的非毛势力搏斗,也如同大海里的单舟划行者,深感孤独、寂寞和无助。一直到2005年,在友人的牵线下结识郝老,获得了巨大的精神鼓励。

      郝老曾在解放前加入地下党,文革期间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后任中顾委副秘书长。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看他一条腿是瘸的,一问方知:郝老在文革期间一条腿被打坏。但郝老对自己曾经遭遇的委屈根本不当回事,并以超然的大度说:“这没什么。”他老人家的豁达和宏大的历史情怀由此展现出来。对新中国发展的初期阶段的失误,一个人能超越个人的得失荣辱来进行理性客观的评价,是需要相当的眼界和气度的。尤其这些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人,对历史事件的了解认知也远非普通民众可比,他们对历史问题的态度更值得我们参考与深思。

       郝老对我这么年轻感到惊讶。他没有想到写这种大范围推翻历史评价著作的是个30多岁的年轻人。他说:“我今夏临上去北戴河的火车时拿到这本书,我这个岁数很少有书能让我翻几页,但我在北戴河期间将该书看了两遍。”这么厚的书能让当时81岁的他老人家看两遍,令我感动万分。郝老回京后就要求见我,并叮嘱要带3本书给他。他要亲自将我的书送到胡锦涛和温家宝手上,争取中央批准出版一个内部发行版。听此,我过去几年艰苦付出的辛酸和疲惫似乎得到了最大的安慰。郝老就如同我在茫茫大海里独舟漂泊时,看到的由远而近的桅杆,给我信心与希望。考虑到该书中有很多的错别字和嬉笑怒骂的成分,我连忙表决心:“如果中央同意出的话,我一定会把里面的这些不雅内容修改”。郝老则不以为意地说:“这没啥,该书的价值在于思想价值。”成大事者必有成大事的胸怀!

       郝老对我的书和贡献给予了极大的赞誉,基于长辈对年轻人的鼓励,他老人家似乎不在乎这种对晚辈的表扬是否那么准确客观,诸如“该书涉及很多领域,这是需要社科院一个包括各专业研究团队才能完成的工作,让你一个人完成了”“该书的贡献顶得上半个中央党校”。虽然我知道他对我的赞誉属于“过誉”,但对于当时我的心境,这些赞誉让我开心受用。郝老了解到我出国前报考公务员没能如愿,他问我是否有兴趣去中央党校工作,我婉拒了郝老的好意。我自由奔放的思维模式,并不适合在党校这样的环境下开展学术和教学工作。理工科背景的熏陶,也使得我没兴趣把全部人生用来搞些纯理论性的研究和著述。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进而去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是我真正的强项和人生价值体现,只理论无行动,并非我之所好。




      考虑到该书内容的敏感性,该书最终没能实现内部出版发行的目标,但郝老已经尽力了。该书的出版毕竟不是件小事,它将势必涉及到党内对改革开放的评价以及毛泽东时代历史再定位的核心问题,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纲领性文件势必就要重写。在我党追求党内统一思想,致力于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当时的领导人对涉足这一理论险滩是有所顾虑的。后来习主席强调“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是一个对共和国历史认知的飞跃发展,而拙作和早期的那篇网文也在政治和学术圈里广泛传播,对推动全民重新认识毛泽东时代,已经发挥了它们的作用。至于我个人的得失,已经不足挂齿了。斗胆借用毛主席的一句诗自勉,就是“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自居此“他”,曾经的辛酸、穷困、孤独则成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使得已届中年的我对自己过去的人生道路感到充实、多维而骄傲。我常说:毛主席培养我这个学生算是没让他失望。郝老则成为我这段特殊人生历程中一位伟岸的长者,拍打掉我身上的泥土,给我鼓励与温暖。

       当然,个人在为该书,以及后来制作出版那套全球唯一双版本完整版《金瓶梅》而付出惨重的代价(在我研究毛主席文化路线时,他的一句话“《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吸引我对《金瓶梅》进行深入研读),对于不计较个人物质享受的笔者来说,本不算什么,但却因当时父母年迈,自己因经济上近乎破产而没能尽孝,构成了最大的精神伤痛而无以弥补。但自问无愧于国家和这个时代。

     

       这次与郝老再次见面,我与他老人家相约,在他百岁寿诞时,我不论在哪里都要回来给他祝寿。我也给他老人家提出个期望或建议:抓紧时间口述录音曾经的那段经历,未来交由党史研究工作者去整理成文。郝老欣然接受了我的提议。我对此的想法在最近阅读《戚本玉回忆录》《忆毛主席》(吴冷西著)时尤其强烈。自所谓的“拨乱反正”至今三十多年,伴随着出版传媒业的大发展,在错误的历史认知基础上创造的文化垃圾(图书、电视剧、电影等)充斥各大图书馆、音像资料馆里,这批老人的个人经历是宝贵的史料,对未来彻底客观评价毛泽东时代是必不可少的素材。没有这些个人经历的回忆,对毛泽东时代的认识将是理论和历史资料的梳理,而缺乏生动的实证内容。我期待着更多的那个时代的亲历者们能积极主动来抢救自己那宝贵的记忆。

 

        祝郝老万寿无疆!




*****两次经历说明:共产党和政府内还是有份知性感恩的力量*****

几年前从新加坡飞往国内某个城市做项目,因国内有个读书会要导读《金瓶梅》用我社出的,顺便订了几本《巨人的背影》,我就和几个同事多带了些。结果在国内出关时被扣。海关人员打开一个箱子刚好看到《巨人的背影》,就翻开目录和前言浏览起来,我顺便提了一下创造背景。然后他拿起电话请示上级,说:这里有位董博士多带些他自己编的金瓶梅,还有几本他在海外出的为毛主席辩护的书,如何处理?很快放下电话告诉我:董先生您把书都拿走吧,领导说了“在海外写书赞扬我们毛主席的学者,在我们这个城市理应获得尊重和照顾。”我感动的不行。这些书不值多少钱,但让我感到海关官员在信仰下的那份人情味。

两年后我和另一个同事又带两箱金瓶梅入关,海关查住看是我编的,海关官员说“董玉振这个名字有点熟”,我说:我写了本为毛泽东辩护的书和文章,可能您读过。他说:有印象了。董先生谢谢您写的好文章!您可以带着书走了。

中国百姓对官员普遍好感度不高。但我自己的经历中看到他们其实也是普通民众中的一员,一样有颗善良感恩而知性的心。也让我看到,我那巨大经济损失(直接投资损失和放弃工作的薪水损失,及机会成本)是非常值得的。

2015年5月12日星期二

议反对吃狗肉现象下的几滴狗血

议反对吃狗肉现象下的几滴狗血

旅居新加坡学者 董玉振

(2014-06-09 17:57:43)

 

 最近广西狗肉节再度引起一些人士的不满,包括陈坤、杨幂等演艺人物都纷纷在博客表态反对,成了反杀狗运动的旗手。其实,反对吃狗肉的呼声在过去几年里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不能不说是个值得欣慰的现象,反对杀生,这不是佛家一直在强调的吗。对动物多份人道主义情怀,无疑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但这里有个问题,那就是所有这些反对吃狗肉的人,几乎看不到反对吃别的动物,这就有点值得玩味了,这里面还真能挤出几滴狗血来。(作者董玉振博客http://blog.sina.com.cn/nanyangbook
吃狗肉在中国南北都是有传统的,和吃其它动物肉食其实没什么区别。只是狗肉热量大,狗的运动量大也导致肉质比其它动物来得好。从广西到寒冷的东北,吃狗肉都是有传统的。但在所有这些反对杀狗的呼声中,似乎没有人为牛做过任何的辩护,这些反对吃狗肉的人还在大口吃着牛肉,又是为何呢?
 
其实这里面暴露的第一滴狗血,是人性浅薄的现实主义在作祟。
 
在人类历史上,家里养狗看院都是有传统的,但如果说对人类的贡献而言,狗则远远比不上牛,没有狗人类生活没大问题,但没有牛,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时代将大受影响,牛部分解放了人的体力。但很遗憾,牛因不会象狗那样讨巧,而无法博得人类的同情。这也难怪,即便在职场上,那些善于围绕上司转的人更容易获得擢升机会,而那些只知道辛苦工作而不善于讨上司欢心的人,则吃亏甚大,出力不讨好。狗和牛反应了人性中的两个类型,对狗和牛的态度则反映了人的认识高度。只有一些左派作家们才会大声为牛颂歌,而贬斥走狗们。(作者董玉振博客http://blog.sina.com.cn/nanyangbook
 
中国人讨伐杀狗还有着一滴变味的狗血:西方价值观潜移默化的影响
 
反对吃狗肉在西方是非常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因为西方早已完成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导致城市人普遍的孤独,狗成了很多城市家庭里的重要成员。因此,逐渐形成了人狗之间的亲密关系。再加上牛在百年前就已经退出了西方农业社会,因此,当代西方人对牛不会有特殊的感觉。很多年前,当中国一些媒体引述西方人对中国人吃狗肉的不以为然时(中国媒体人中欠缺文化涵养的俗物甚多),已经预示着西方价值观开始冲刷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并且已经逐渐内化为一些国人的思维惯性。可问题是,就在今天,还有大量的牛活跃在中国落后地区的农业一线作业中,中国人至今还在享受着牛辛苦劳作的成果。
但在对这种“狗道主义”喝彩时,我更希望能将佛家之不杀生观念推而广之,方显得人类的大善和慈悲。只反对杀狗则反映了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接受和自身修养的局限。(作者董玉振博客http://blog.sina.com.cn/nanyangbook
反对吃狗肉仅仅是一个表象的事务,自1840年以后,中国人实际上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和塑造。当然,笔者不反对西方价值观中优秀内容的东进,但作为一个有着丰厚文化传统的炎黄子孙,是否应该在接受西方优秀的文化内容时和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结合,才不至于闹出“反对杀狗而不反对杀牛”的东施效颦丑态来。
 
素食主义应该是人类饮食结构发展的方向
 
佛家所倡导的素食理念,在当今社会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因为人类肉食动物的养殖越来越功利化,肉食里各种人体不需要甚至有害的化学药物添加剂日渐增多,肉食对人体的伤害将大于收益。另外,随着人道主义的兴起,现代养殖场里残忍的动物养殖方式也是难以接受的。我曾看过一个美国养牛场里养牛的视频,人类残忍的程度难以想象,比如,为了不让牛卧倒休息会导致脂肪太多,牛被一个钢栏给圈圈起来,使得这个牛根本无法卧下,而从幼犊到出栏,只能一生站立。可怕!这样的牛肉会健康吧?再者,据一些文章讲,动物受虐待和被杀害时,体内会产生大量毒素。人在自作孽。所以,我开始逐渐转向素食主义,虽然现在难以做到,但新加坡餐饮行业素食餐不难找,至少做到,尽量多吃素食,现在我每周能坚持中餐至少吃3顿素食,因为我公司旁边有个卖素食的摊位。
每个人从自身做起,才能真正把人道主义实践开来,而不是只反对吃狗肉时讽刺性地吃牛肉。假如每个人每周能坚持吃几顿素食,肉食的消耗就将大幅度降低。
 
 

参考阅读:

董玉振:

随想:重建中华文化的自信(《巨人的背影》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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